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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彩银幕 汇成的歌

发布时间:2017-10-19 18:04  来源:网络整理

原标题:多彩银幕 汇成的歌

晚年黄准

2005年,黄准(左三)与谢晋(中)等重回海南与当年娘子军相会。

◎ 深圳特区报特约撰稿 马信芳

“向前进、向前进,战士的责任重,妇女的怨仇深……”一首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插曲《娘子军连歌》唱遍全国,家喻户晓,堪称经典。然而创作这首歌的著名作曲家黄准或许还不为众人知晓,以至于时到今天,仍有歌迷在写信时唤她“黄爷爷”“黄伯伯”和“黄叔叔”。

黄准,女,1926年生,浙江黄岩人。1938年赴延安。1943年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。1947年后历任东北电影制片厂、北京电影制片厂、上海电影制片厂作曲。先后为解放区的第一部故事片《留下他打老蒋》和《家》《女篮5号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蚕花姑娘》《舞台姐妹》《牧马人》《青春万岁》《蹉跎岁月》等近百部影视作品配曲。出版有《黄准创作歌曲集》《黄准声乐作品精选》《美啊,生活》等。2009年荣膺“中国音乐家协会金钟奖终身成就奖”,2010年获“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”。

黄准的一生与电影音乐密不可分。日前她正住院检查身体,我在沪专程访问了她。面对这位美丽的老太太,一点看不出已经八十七岁高龄。黄老师谦虚、大方,把我带回已经远去的年代,那多彩银幕汇成的歌时不时在我耳边响起。

我是鲁艺最小的学员

作者:黄老师,在中国的银幕和荧屏上,你的名字出镜率很高,你已为近百多部电影电视剧作曲。可不少人一看“黄准”名字,都以为你是男的。

黄准:这不能怪大家,主要是我这个名字男性化。1950年代初,自我为动画片《小猫钓鱼》作曲后就经常收到观众来信,这些来信中几乎没有一封称我阿姨或姐姐的,而以先生、叔叔、伯伯相称,再晚一点居然有称我为“黄准爷爷”的。(大笑)

其实,我的原名叫黄雨香。1938年,我来到延安,为迎接全新的生活,我决定改掉“雨香”这个软绵绵的名字。我向我姐姐求助,她一时也不知起什么名字好,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——她拿来了一本字典,由她随便翻到哪一页,而我则闭上眼睛点到哪个字就用哪个。用这个方法反复了好多次,最终,我的手指落在了“准”字上,就这个“准”字,跟我一直走到了今天。

作者:据说,你12岁那年就奔赴延安,而成为延安的最高学府——鲁迅艺术学院年龄最小的学生?

黄准:是。在很早的时候,我就听姐姐和生活书店的大哥大姐们给我讲过延安,还听说延安有许多学校,如陕北公学、抗日大学等等,尤其是其中一所可以学习唱歌、演戏的学校,名叫鲁迅艺术学院,这是我早已向往的地方。

1938年,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。我在贵阳就读的湄潭中学是一所进步的中学,我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,并成为全校闻名的活跃分子。在一次游行中,我和一些同学被国民党警察抓走关进了监狱,后来在我地下党组织营救下,才被保释。出狱后,我很迷茫。有一天,姐姐和姐夫一起找我谈话,他们给了我两条出路:一是到附近的育才中学去念书,一是到延安去。当我听到“延安”两个字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“我要到延安去!”

冼星海改变了我的艺术之路

作者:能否介绍一下当时就读鲁迅艺术学院的情况?

黄准:说到鲁艺,当时物质条件之差,恐怕是史无前例的。鲁艺成立于1938年初,地点就在延安城北门外的山坡上。无论是教室课堂还是宿舍住房全部都在山坡上的窑洞里。我们每个学生每月的津贴是一块钱,用来买肥皂、牙刷、牙膏等生活用品和铅笔纸张,若是偶尔有余钱买上一个小笔记本,那会爱惜得不得了。我们练声,是跑到山坡上或山沟沟里叫嗓子。

作者:你在鲁艺,先是进了戏剧系,后又到音乐系深造。据说,你后来之所以走上音乐之路还与冼星海有关。

黄准:我到延安,首先进了鲁艺戏剧系,在二期戏剧系毕业后,因年龄太小无法和大同学一起上前线。这时,鲁艺为培养文艺综合人才办了一个普通班。于是我在普通班继续学习三个月。随着形势的逐步好转和稳定,学校决定改变学制,从每一学期半年延长至一年。在三个月的音乐学习后,使我深深爱上了音乐这门艺术,而且也知道自己确实不是一块演戏的料。记得我进戏剧系不久就跟着排戏,而我在台上进不了戏,还总是笑场。所以,这时有了机会,同学们就陪我一起到音乐系主任冼星海先生那里去说情。希望同意我从戏剧系转到音乐系来。应该说,冼先生知道我,因当时我们排练《生产大合唱》时受过他的辅导。当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,听到他说:“这个小姑娘乐感不错。”并微笑着答应我的请求,收下我这个“关门弟子”时,我高兴极了。正是这一调整,改变了我的艺术之路。在这一学期中,我不仅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,两次获得了声乐考试的第一名,成为音乐系的高材生;而且后来在大连演出《黄河大合唱》时,居然担纲了女声独唱的重任。

跨进了电影音乐的大门

作者:你是搞声乐的,又喜欢唱歌,那后来怎么成了作曲家?

黄准:1946年,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,我来到东影厂演员剧团。因为当时条件有限,基本没什么工作可做。第二年,一天,我突然接到了鲁艺同学李群寄来的一封信,里面还附了一本新创作的歌集,歌集里面有她作曲的一首歌。她的歌诱发了我的创作欲望。正好那时东影厂要举行春节联欢会。我一时冲动,也写了一首女声二重唱的歌曲,和苏民一起在台上演唱。本来只想展示一下我的声乐才华,谁知厂长袁牧之和艺术处长陈波儿却对我的作曲引起注意。他俩同时找我谈话,竟要我担任即将摄制的短故事片《留下他打老蒋》的作曲。长期以来,我对歌唱曾经有过许多梦,而对于作曲只不过是一时的兴致而已。当时要我接受这个任务,确实没有思想准备。

经过数次的谈话说服,我在痛苦中服从了组织决定。不过,我仍幻想着等这部影片完成之后,还可以回到声乐岗位继续当独唱演员。出乎我意料的是这部幼稚的作品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,它增强了我的信心,也渐渐地对作曲有了兴趣。

作者:这部处女作,让你改变了多年的志趣,从此跨进了电影音乐创作的大门。

黄准:是。之后我又完成了《太原战役》《踏上生路》和大型纪录片《新中国的诞生》等作曲。在《新中国的诞生》大型纪录片完成不久,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式宣告成立。我从东影调进了北影,和大导演史东山合作了北影厂第一部故事片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。1951年,我调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。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动画片《小猫钓鱼》作曲。让我欣慰的是,《小猫钓鱼》中的插曲《劳动最光荣》以它明快上口的旋律很快流传开来,并获得第一届全国文艺作品三等奖。1953年,一纸调令,要我立刻到上海电影制片厂《淮上人家》摄制组报到。从此,在那里干到离休。

《红色娘子军》让我记忆犹新

作者:在上影厂,你和诸多著名导演进行过合作,比如和张骏祥导演合作了《淮上人家》《燎原》,和吴永刚导演合作了《秋翁遇仙记》,与谢晋导演合作了《女篮5号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舞台姐妹》《春苗》《牧马人》等影片。

黄准:对,我与谢导合作最多,其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《红色娘子军》电影音乐的创作。

1959年初夏,那天我到厂里开会学习,刚进大门就听到有人叫我,是谢晋。等不及向他问好,他就抢先说:“我有一个剧本要给你看,看你喜欢不喜欢?”自《女篮五号》之后我们有一年多没合作了,我当然很高兴,拿过剧本一看——《红色娘子军》,好亮的标题,我当即回答拿回去马上就看。回到家中,我一口气就将剧本读完,并被它深深地吸引了。第二天就找到谢晋,表示我非常喜欢这个本子,很有兴趣为它作曲,并且希望能有机会尽早去海南岛体验生活。于是,一个由我们自由组合,厂领导批准的第一批人员——导演和作曲,踏上了去海南岛的旅途。这样的组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,大约除了音乐片,一般情况下,作曲人员总是要在摄制组正式成立后,才参加进去。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好的机遇,给我创造了成功的先天条件。

作者:据说,为了找适合影片的歌曲,你还和谢晋导演发生过不小的争执?

黄准:是这样,开始我们意见一致,要找一首现成的连歌,所以我总缠着陪我们拍戏的几位老红军要她们的“连歌”,可是她们想来想去竟想不出有这么一首歌。最后我只得向谢晋摊牌,只能由我自己来写了。他不相信我能够写出一首他们想要的“连歌”,当时还有人建议直接用像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那样的歌算了。这下把我惹急了,我提出坚持要自己写。当时在我脑海里其实已经初步形成了这首连歌。他们看我态度这样坚决,终于被说服。等我写出第一段初稿,唱给他们听了之后,再也没人反对了。

作者:针对该片的“战争残酷”、“爱情多余”,为删除“爱情戏”和洪常青烧死的场面,这部戏的后期拍摄并不顺利。

黄准:这是当时“左”的思想占主导地位,谢晋几次力争,最后不得不忍痛修改。我记得这部戏总共修改了三次。戏要改,我的音乐当然也要改。不过,对于我来说这倒不是一件坏事,相反我趁改戏的机会把不满意的地方重新再改一遍。

终于到了最后一次混录,我的心情很不平静。这种激动好像在我以前的创作和以后的创作中都没有发生过,听着自己写的音乐,竟然感受到强烈的震撼,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这时坐在我身旁的谢晋好像察觉了我的激动,不停地问着:“你怎么啦,你怎么啦?”我回答不出,只说了一句:“我今后大概没机会再写出这么完整的电影音乐了!”他说:“你太没出息了,以后的好戏多得很,会有你的好戏的。”随后他给我讲起了他正在构思中的《舞台姐妹》的故事。现在回想起来,《红色娘子军》之后我接的片子,都没有能够像它那样给我一个完整的结构音乐的空间。但不管怎样,50年来,这首歌还一直在激动着人们的心,我已很欣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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